近日热映的《长安三万里》中，展现了众多唐代诗歌作品，除了主人公李白之外，高适、王昌龄、岑参的诗歌都多有出现。在诗歌史上，这几位诗人都被认为是“边塞诗”的代表。读其诗作，我们很容易想象诗人骑着高头大马，行走于茫茫大漠之中，思索着如何克敌制胜的场景。
李、杜的老友高适，曾运兵于东北边境，更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他跟随哥舒翰潼关御敌、督率所部平定永王之乱、坐镇蜀中抵御吐蕃，可谓战功赫赫。然而，高适早年间尚未得志时，热衷于创作的边塞诗，晚年却鲜有续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唐代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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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令人意外的是，写出“不教胡马度阴山”的王昌龄，竟终生未履军职、未经战争，唯一一次接近边塞，只是开元十二年（724）的河西、陇右漫游，是年，王昌龄27岁，尚未有正式官职。我们不禁要问，写战争诗的人，怎么会没经历过战争？写边塞诗的人，难道极少或者从未去过边塞？不妨先从边塞诗这种体裁说起。
有多少诗人到过边塞战场？
战争题材的诗歌，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诗经》；又在汉乐府的大量创作中得以强化。至唐代，无论是否上阵杀敌、行伍行军，创作者都可书写战争主题的诗作。毋宁说，战争诗是一种广受欢迎、抒发胸臆的题材，而不是作者全然的真实写照。
被誉为“七绝圣手”的王昌龄便是最好的例子，其边塞诗的雄浑意境，主要用以表达豪情壮志，并非描摹真实场景。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边塞诗，只是“战争诗”或“战争题材”的一个重要分支。进行战争诗创作的诗人，未必身临其境，亦可铸就名篇；而去过边塞的诗人，其诗风也会有所差异。
唐代诗人去往边塞的原因，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入幕，唐代节度使有征辟官员的权力，这类官职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唐中期以后，入幕官员渐多，如诗人李商隐，一生基本都以幕僚身份做官。
第二类是出使，即朝廷以任务派遣前往边地。这里典型的事例是王维，他被玄宗派往凉州劳军，这个“边缘化”的任务，引起他在《使之塞上》中“征蓬出汉塞”的慨叹。此外，也有真正需要完成的军事使命，比如天宝九年（750），高适向青夷军（属范阳）送兵，并顺利完成任务。
第三类是游边，即游览边疆。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兴趣，在唐代并不容易完成，既需要充足金钱，也需要雅兴。毕竟，若不是建功立业，抑或是养家糊口，鲜有人单纯为游览前往边地。
基于此，我们再来审视唐代边塞诗人、诗歌，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其一，很多诗人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其二，很多诗人也从未到过任何边塞地区；其三，真正有过边塞或战争经历的诗人，其诗写法与前两类有显著差异。
兹列诗人履历，接续其后分析。
“三王”的想象与岑参的写实
王昌龄《从军行》其四，千古流传，其诗曰：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首诗将欲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用路途的遥远、环境的艰险，加以渲染，突出远大而坚定的志向。实际上，诗人没有完整走过这条路线。“玉门关”在历史发展中，是有所移动的前哨堡垒；雪山推测为与“河西走廊”走势一致的祁连山；而“楼兰”（今新疆鄯善）属汉代西域三十六国，曾繁荣一时，但早已随着河道干枯，消失于大漠，这里的“楼兰”不过是汉唐叠加下的用典，不在唐代兵争要地之列。
所以，王昌龄在运用了西域想象、汉代典故和战争志向后，创作出一首无比“真实”的边塞诗。但如果想凭借此诗，找到古战场、古战役，则绝无可能。
再看《从军行》其七：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结合来看，王昌龄的边塞风景，皆属大尺寸写意派，景物纵深，大开大合，对比夸张，异常强烈。这种写法的画面感极强，特别适合制作成战争电影的分镜。诗人常将景物之浩瀚与人之渺小，作为对比的两端——人在广阔天地间拼杀建功，也可能瞬间被无边的危险吞噬。最终，诗人和读者的情绪，在“边塞写意”中得以舒展。所以，诗歌的“抒情”才是重点。
王之涣、王翰都是存诗极少的诗人，但声名赫赫。他们同王昌龄相似，终生胸怀壮志，却仅担任过地方基层官吏。从有限的记载来看，二人没有去往边塞或经历过战争。但是，他们的《凉州词》与王昌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诗曰：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依然是熟悉的大尺寸描绘、人与环境的强烈对比，依然具备强烈的抒情，一则是思乡愁绪，一则是无奈厌战。
“三王”作为边塞诗的想象流，其诗风格，景物皆属大框架、粗线条，情感强烈而浓重，鲜见景物的直观感受和细节描写。这基本是所有无边塞经验诗人的共同特点。
但是，真正去往边塞的诗人，诗风便会有明显差异。
岑参的仕途称不上显达，但论体验维度，罕有其比。岑参两次被幕府征辟，第一次是天宝八年（749），他担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掌书记，他自河西走廊到安西幕府（今新疆库车），途经罗布泊、托克逊、库尔勒，历时两个月，全程近3000公里；第二次是天宝十三年（754），岑参担任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府的判官，在北庭任职时，多次往返于金满县（今新疆吉木萨尔）、轮台县（今新疆乌鲁木齐）之间。
天宝十四年（755），38岁的岑参已经对西域非常了解，两次入幕生涯，让他充分领略了这里的风光。于是，在送别同事武判官时，他写下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单看诗的前四联，便会发现岑参对于新疆地区的描绘十分细致，分别写到植被、风雪、气温、湿度的状态，令人身临其境，感受到漫天飞雪的寒冷。岑参近乎于白描的诗句，事无巨细地写到自身的观感，同时兼顾人在其中的处境。与其说是抒情，不如说是人的命运在“边塞素描”中得以展现。
即便是写给长官封常清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参依然在金戈铁马的歌颂之后，以白描手法将恶劣环境、战场氛围铺陈开来。比如：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不难发现，有无边塞经历，并不是创作好诗的必要条件，但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的写法与风格。岑参和“三王”就是一对很好的例证。
久经沙场导致不想写诗？
诗坛上，高适与岑参齐名，但他绝对是一位特殊的诗人，或者说“诗人”只是他众多重要头衔之一。高适不仅游历、工作于边地，更在“安史之乱”中，厉兵秣马，一跃成为地方节度使，晚年获封“渤海县侯”。《旧唐书》说他：“适以诗人为戎帅，险难之际，名节不亏，君子哉！”足可见其一生的传奇经历。
高适的上、下半生经历截然不同——前半生周游求索、难觅良机；后半生，更准确地说，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则屡立功勋、位高权重。
年轻的高适，没有选择门荫、科举等正常入仕方式，而希望通过要人赏识、建立奇功，寻求更快的上升通道，只可惜事与愿违。高适早年所作《塞上听吹笛》写道：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若隐去诗者姓名，多么像是“三王”的诗。粗犷盛大的景物，昭示着志士未知的前路。这也再次印证，当战争或边塞，作为一种直抒胸臆的题材时，必然是“情绪先行”。
高适最著名的长诗是《燕歌行》，其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姑取四句以观：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彼时，高适交结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已在唐朝的东北边疆游历许久。这首诗具有与王昌龄相似的“汉唐叠加”视角，描绘的是战争的艰难与危险，既有将士浴血拼杀的奋战精神，又有对上位者腐败的批判。景物描写既有大框架的边塞写意，也带有部分具体风物的描摹，例如：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这种对边塞和战争的理解，也随着高适的从戎生涯，愈发清晰。
天宝十年（751），高适奉命运兵至范阳，途中他写下《使清夷军入居庸》三首，这里的“居庸”即今天的居庸关，我们能看到，他日记式的笔触，更像是一则战地记录，相比之前，更加具体。兹选一则以观：
古镇青山口，寒风落日时。
岩峦鸟不过，冰雪马堪迟。
出塞应无策，还家赖有期。
东山足松桂，归去结茅茨。
天宝十一年（752），49岁的高适加入哥舒翰的幕府，这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天宝十四年（755）11月，“安史之乱”爆发，《旧唐书》评价高适彼时“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在随后的潼关战役中，虽然唐军失守，但高适得以面见玄宗，直陈失利原因。
更重要的是，高适在其后得到肃宗信任，面对玄宗、肃宗暗地里的权力较量，他以淮南节度使的身份，讨伐永王李璘，为肃宗立下大功。同时，李白在三番被邀后，抱着“老骥伏枥”的心态从军，不料永王军月余即溃。这也导致李、高二人判若云泥的处境。其后，虽有政局动荡，但高适仍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主政四川地区，抵抗日益强大的吐蕃。
高适人生的后十年，对军事、战争、边塞都具备充分的认知，甚至可以说是有唐一代，文士兴武平天下的典范。然而，这个时段的高适作诗甚少，据陈铁民先生考证，只有10首左右，而且，这些诗还以酬唱、怀旧为主题，却再无典型的战争诗。对高适而言，他仕宦显达时却不再作诗，更遑论战争诗、边塞诗；尚未得志时，却偏爱此类创作。
总之，不去边塞、不涉战争，也能写好边塞诗，只是诗人的胸中要有雄心壮志，笔端更需有千钧之力。
（原标题：未去边塞，也能写好边塞诗？）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邹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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