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剧照。

【资料图】

文=张江名媛

一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我陪母亲去县城看病。

算不上什么大病，身上和脚痒了好一阵，涂了不少药膏，但迟迟没好。

没去县里最好的人民医院，而是去了专门看皮肤病的皮防所。

“又要被宰了，要不还是回去吧。”车快到了，母亲嘟囔道。

她之前来看过几次，都是很小的毛病，每次都花好几百，农保又不给报。

我好说歹说，劝了半天，她才肯下车。

皮防所在一个小巷子里，车开不进去，我搀着母亲往里走，巷子两侧摆满了那种卖蔬菜的小摊。

老远，我就感到很多人在用余光盯着我们母子，有的没礼貌的直接站起来，直勾勾地上下打量着我们。

母亲有点残疾，只有一米四几，而我一米八几的个，母亲一身典型的农民打扮——碎花T恤，黑色的长裤，一脚蹬的那种从乡镇超市花30买来的黑色运动鞋，而我穿着黑色的polo衫，卡其色的长裤，或许正是这种母子之间鲜明的反差引起了他们的好奇。

母亲有点难为情地低着头，一声不吭往前走——她这一生虽然早就习惯了这样带着某种异样眼光的凝视，但还是觉得有点自卑。我心里虽然有点觉得不自在，甚至有点愤怒，但也奈何不了他们。

走了大概十来分钟，终于到了门口。大厅铺着光可鉴人的肉色大理石瓷砖，有点滑，我搀着母亲到门口的一个黑色不锈钢长椅上坐下，我先去挂号。

“医保卡有吗？”穿着白大褂的护士陷在黑色的办公椅上，没精打采地问。

“有，有，有。”我笑脸相迎，递上医保卡。

右下角是母亲的照片，应该是十几年前拍的，照片上的母亲穿着一件的确良的衬衫，梳着干净利索的短发，再看了眼眼前这位爬满皱纹皮肤黝黑的老太太，真的判若两人。

“15块，支付宝还是微信。”护士把医保卡和收据递给我。

“医保不给报吗？”

“农村的报不了。”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既然不能报，为什么还跟我要医保卡呢？

搀着母亲穿过大堂来到二号诊室的时候，里头除了医生空无一人。

见我们来，医生放下手机，问，怎么了？

母亲用方言介绍了下病情。

来，我看看。

母亲先是脱下右脚的鞋。那是一只我不忍看第二次的脚：整个脚背被一种血肉色的东西覆盖着——很可能不是病本身遗留下的，而是因为太痒母亲用开水烫的结果。脚跟皮肤泛白而龟裂——这是长期站着干活所致。脚趾的指甲有点长，应该好久没剪了。

医生弯下腰，看了眼，说，还有什么地方痒。

这块，这块，母亲随即做出脱上衣的动作，露出后背，上边有零星的红色斑点。

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看到母亲的后背。

母亲因为比较胖，后背几乎看不到任何肌肉的线条，只看到一整块只要稍微一动就不停晃动的肉。

不知道为什么，当那一整个后背突然呈现在我面前时，我整个人都很不自在。

再怎么说这也是母亲的隐私。怎么可以就这样不拉帘子检查母亲的身体呢？

而母亲自己似乎也不在乎这一点。可能在她所有的就医经历里都是这么过来的。哪怕对方是一个男医生，哪怕满屋子都是人，她这样毫无防备地展露自己的身体似乎再正常不过。

还有哪里痒？医生问。

母亲迅速解开那种自己做的传统胸罩。我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本想把母亲的上衣拉下来遮住，但因为她的这个动作太快，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不是因为母亲，而是在这种十八线县城里，人活得原来是那么没有尊严。

二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脚癣加湿疹，但是脚上有没有其他感染并不清楚，得做个化验。

你跟二楼化验科的人说，你母亲脚不太方便，让他下来取样本。医生的话，一开始让我觉得这医生还真善良。但事后发现我错了。

到了二楼，化验科没人，吼了两嗓子，人才来。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说明了来意。他说你去一楼交完钱在诊室等我，我一会就来。

他用一个竹片在母亲的脚上刮了些皮屑就走了。我跟母亲在诊室里等报告。

你前年是不是来过？医生突然问母亲。

是的，来过。你居然还记得。母亲说。

那次的情况比这次更严重，母亲整个左腿的小腿“烂”了。

那年的冬天格外地冷，母亲和父亲在镇上做点小买卖，常常天还没亮就出摊了，整天在露天呆着，南方冬天乡下刺骨的寒气，加上母亲穿得又少——那时候她还不知道暖宝宝为何物，导致小腿生了冻疮，等后来发现了之后再加了条棉裤保暖已经来不及了。

情况每况愈下，用母亲的说，当时就像烂掉的冬瓜。

那时候正是寒冬腊月最忙的时候，尽管难受，母亲还是一直忍到开春才去看。医生说，要是再晚几天，可能整个腿就废了。

母亲的左腿本来就比右腿要小很多，而且血液流通很不顺畅。那是六岁那年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那个年代，还没有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我刚查了下资料，说中国在1960年就研制出这种疫苗了，但仅仅是在十几个城市推广。等到在全国推广开来估计要好几年之后了。

假如母亲那时候不是出生在苏北的乡下，而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生的命运会不会就此改写呢？

化验报告出来了，没什么毛病。但是却花了七十块。母亲后来跟我说，她每次来这个皮防所都要做化验，药钱没花多少，化验费倒是花的不少。

我说在上海看病做个这种化验也不要七十块啊。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医生刚才那么好心让化验员下楼取标本，其实是为了这个七十块。

医生开了好几种药，有口服的，有涂的，瓶瓶罐罐加一块有十几瓶。

母亲看我在结账，硬要把手机递给我，说扫我的。我说，没多少钱。其实花了四百多块。我骗母亲就一百多。母亲不信，说我肯定在骗她。

医生给我介绍这个药涂哪里，那个药该怎么吃。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妇女，插话道，这个医生很负责的。

接着又开始跟医生套近乎，说她就住这附近，她的耳根长了个东西，想请医生看看。

医生似乎并不认识她，但还是停下手头的事情，给她看了起来。

我本来想呛她几句，结果一直忍着，毕竟乡里乡亲的。直到我跟母亲出门的时候，她一直挡在母亲面前，导致母亲没法顺利起身，我实在忍无可忍，呛道，让开。

你这是什么人啊？她用那种常见的刁蛮小市民的口吻回呛。

这彻底激怒了我。我说，你是什么人啊？不花钱看病，还耽误别人的时间，挡别人的道。

母亲见状，有点害怕，一直拉着我的手，劝我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三

刚刚花了多少钱啊，我回头转给你。到了医院门口，母亲说。

我一阵鼻酸。这些年光顾着忙工作，一年到头连回家看看他们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这次回来带她去看病了。

母亲操劳了一生，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而现在我只是带她来看个病，她却还那么客气地说，要把看病的钱转给我。

其实这次来看病，也是被我硬拉着才肯来的。她嫌皮防所太贵，她腿脚又不方便，没法自己来，家里还有一摊小买卖，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能拖一天是一天。

去年冬天刚开始痒的时候，她就用皮炎平和达克宁对付了下，在她的认知里，之前也有过这种脚癣湿疹之类的，涂了这两样就好了，所以这次也应该会好的。但没想到非但一点作用都没有，而且越涂越痒。

后来痒得实在难受，她就每天用开水烫。当晚上回到家听母亲提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我难受得说不出一句话。她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她为什么没有求助于我？

我突然发现我对眼前这个女人变得陌生起来。我们之间的沟通除了你好我好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可聊的。她瞒着她的病痛，我也瞒着我的心思。我们都害怕对方担心自己。

我说以后哪怕一个很小的毛病，你都要告诉我。小病不看，大病吃苦。

这么小的事情告诉你干嘛。没事的，你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母亲说。

只有你过得健健康康的，我工作起来才能安心啊，以后无论多小的毛病都要告诉我，就算我回不来，你拍个照给我，去网上找医生帮你看，很方便。

晚上，我坐在床边给母亲一边擦药，一边说。

这是我跟母亲难得的一段相处时光。因为一场小病，一下子拉近了母子之间的距离。

小时候是母亲整天带我看病。每年寒暑假必生一场病，不是伤风头疼，就是各种儿童经常得的病——我们那个年代虽然比母亲出生的年代医疗条件要好很多，但比起现在依然是天壤之别。

可能因为太小，不知道生病有多痛苦，反而总是盼望着生病，因为生病就意味着可以有麦乳精吃有油煎蛋吃有橘子罐头吃。

听说我断奶很晚，六七岁了还整天囔囔着要妈妈要喝奶。现在正好倒过来，每次搀着母亲的时候好像母亲是那个需要被呵护的婴儿。

四

年纪越大，跟母亲的交流也越来越少，有时候常常一开视频，都不知道要聊什么。但对她的想念却反而越来越深。

当我前些年裸辞之后，断了一切的社会关系，有时候看看微信，母亲成了唯一常常给我发语音的那个人。

偶尔午夜梦回，每每想到这些，就会想起母亲，想起她的善良和勤劳，想起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段虽然清贫却还算幸福的时光，想起这些年亏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这次回家呆了一周，哪都没去，陪她去看病，陪她吃饭聊天。母亲每天都变着法子做不一样的菜，像过年一样。

过年反而没在家呆那么久，呆到初二就走了。母亲说，你不知道，你那天走的时候，我真的心如刀绞。

以前我不太明白母亲总是说如何如何想我，说什么有时候只要我回个语音她就踏实了，直到近些年慢慢看了一些跟女性议题相关的书，比如上野千鹤子的那本《厌女》，才渐渐对母亲的想法有所感同身受。

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上野千鹤子是日本著名的研究女性解放理论的女性主义者，也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其代表作《厌女》是女性主义的入门经典著作之一。

尤其像她这样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女性，这一生几乎都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她们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和青春都献给了丈夫献给了这个社会，她们隐忍克制勤劳善良，却从未被这个社会温柔相待过。

她们是繁殖工具和生育机器，她们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自主权。母亲经常跟我哀叹，要是当年咬咬牙把你弟弟（或妹妹）生下来就好了。母亲那时候已经怀上了，但生怕罚款还是去医院打掉了。

我有时候心想，幸好我是个男孩，要是女孩的话，母亲还得继续生，直到生个男孩她的使命才算完成。且不说母亲那样的身体状况，就算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女性，每次生育对她们的身体和心灵造成的伤害也是巨大的。

你当时给我喂母乳的时候有东西吃吗？有一天晚饭后，我问母亲。

哪有什么东西啊，那个年代，有个鸡蛋吃就不错了。母亲回忆说，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陪她去镇江看腿，中途实在饿得难受就去门口的小摊买东西吃，也想吃红烧肉，但是没钱，最后两个人就花一块钱买了点土豆充饥。

这次回家，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这样琐碎的往事，我越听越津津有味，有时候倾听本身也是对父母的一种陪伴，也是对自己为人子的一种自我救赎。

我跟父母都不是那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我能感觉到这次回家，他们内心有多开心，尤其是这次陪她去看病。可能她自己也可以去看，但这个陪伴的过程，或许会让她觉得不管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和不幸她都并不孤单。

而这种陪伴也反过来让我减少了一些作为子女的愧疚，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现状，但至少能让他们在那个当下能感受到一种短暂的幸福。

五

今天这篇文章我其实想写很久了，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很少写这种很个人的东西，所以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之所以决定写出来，可能也是想试图通过这篇文章实现一次自我的疗愈。

过去四年，我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团糟，四年春节因为疫情只回去了两次，平常回去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而疫情本身也让我越来越意识到亲情的可贵——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你依靠的，除了自己的父母，所以趁他们还在，多回去看看他们。以及重建个人生活的重要——公共生活固然重要，但如果很难一下子建立起来，不妨从重建个人生活开始，个人生活也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在写这篇的过程中，数度哽咽，无法继续写下去，得休息会，喝口水，才能继续。而当我讲完这段经历本身，或许已经完成了某种情绪的释放，也是在用文字的方式重建自己破碎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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